195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全面研究國民經濟的發展計劃和平衡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上高瞻遠矚地提出一手抓糧、一手抓鋼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鋼鐵工業提上發展議程。根據這個方針，冶金部部長王鶴壽就鋼鐵工業發展問題向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提交了《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更快一些》和《爭取有色金屬飛躍，占領有色金屬全部領域》兩個請示，其中包括利用攀枝花的鐵礦資源，建設一個新的鋼鐵基地。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二個請示上做了批示，肯定了開發攀枝花釩鈦磁鐵礦資源的意見。這是黨中央、毛澤東關于開發建設攀枝花的第一次戰略決策,攀枝花開發建設首次提上了國家建設議程。

　　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我國國內實業界人士和地質礦產專家就夢寐以求工業救國，開發攀枝花這塊金峽谷。然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舊中國根本不可能也沒有能力開發建設攀枝花，開發建設攀枝花只能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幾代地質礦產專家的夢想終于變成現實。1953年，全國第一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中，就把開發內地資源、加速內地鋼鐵工業建設作為重點。圍繞這個重點，國家地質部在1954年4月組建了43個地質普查隊，對全國6個片區，80余個礦產地進行了大普查。1954年6月，攀枝花被納入會理普查大隊（即：508地質隊）力馬河普查點的普查范圍。從1954年6月起至1955年12月止，歷經5批人員的調查和勘探，確定了攀枝花是一個具有綜合利用前景的巨型鐵礦，很快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書中論述了沿海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提出要從根本上改變工業布局問題；一年之后，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在蘇聯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代表會議期間，接見中國留學生時就提出鋼鐵工業“十五年超過英國”的口號。這對于盡快利用攀枝花的釩鈦磁鐵礦資源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成都會議結束不久，1958年7月4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率領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冶金部副部長高楊文、鐵道部副部長武兢天四川省委工業部部長楊超等赴西昌、攀枝花等地考察，認為西昌是“戰時的鞏固后方，和平時的工業基地”。鋼鐵廠可建在西昌地區。

　　嗣后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以開發攀枝花資源為中心的西昌工業區建設“上馬“。在國家計委和冶金工業部的領導下，開始著手西昌工業區建設的各項準備工作。有鞍山黑色冶金研究院派出的選廠和規劃工作組，在西昌地區選擇了5個鋼鐵廠廠址，最后確定在西昌附近的三柏樹。1958年7月，該組向國家計委和冶金部保送了《利用攀枝花地區鐵礦建設鋼鐵廠的規劃》報告。7月15日，冶金部電示昆明有色金屬公司和武漢勘查公司，立即進入西昌地區開展廠址勘查和工程地質工作。8月15日，“冶金工業部西昌鋼鐵公司（籌備處）”成立。9月30日，冶金部報請批準西昌鋼鐵廠設計任務書，提出在西昌建設一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規模為年產生鐵400萬噸，鋼350萬噸，分兩期建成。第一期從1959年開始建設，1965年建成并生產200萬噸鋼，廠址可選定在西昌三柏樹。黨中央沒有立即批準西昌鋼鐵廠設計任務，直到1960年10月16日，黨中央、國務院用電報通知批準了設計任務書，但由于國民經濟困難最終沒有實行。

　　1958年8月15日，四川省成立了中共西昌工業區委員會和西昌工業區基本建設委員會，負責管理國家在西昌地區的工程建設、西昌建委成立之初，正值“全民大辦鋼鐵”的大躍進熱潮。這年冬秋兩季，在西昌地區組織了10萬人上山下鄉的“全民煉鋼”，“全民煉鋼”運動，生產生鐵2000多噸，粗鋼不足100噸。

　　從1959年到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處在嚴重困難時期，加之西昌地區工農業基礎條件差、交通不便等多種制約因素，因此。從1959年開始，西昌工業區建設的方針改變了，在年初的冶金部廠礦長會議上，王鶴壽同志即指出，西鋼的費用只能維持現有人員的開支。11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集有關部委負責人開會，明確指示：當前西鋼建設只做準備，不要急于建廠。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從西昌鋼鐵公司的成立到“下馬”，實際上停留在“準備工作”階段。

　　1960年10月，國家計委、建委、勞動部、建工部聯合發出《關于壓縮基本建設隊伍支援農業生產的通知》，從這時起，西鋼開始“下馬”了。這年冬天，“精簡機構”開始，1961年基本建設資金停止安排，冶金部同時作出“緩建”的決定。1962年春，職工從上年末的5656人驟減到888人，1963年末只保留了不足100人留守工程攤子，維護建設中的建筑物。

　　西昌工業區建設雖然“下馬”了，但西昌建委和西昌鋼鐵公司（籌備處）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以后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積累了經驗和作了準備。

　　西昌鋼鐵廠的籌建是“成都會議”決策的積極成果（下馬是因經濟困難）。是攀枝花開發建設的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