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苴卻硯就是歷史上突然下落不明的瀘石硯

　　瀘石硯的記載首見于宋（此前暫無據可考）。宋淳熙進士，歷官校書郎高似孫著《硯筆）》4卷，書中收錄當時中國名硯67種，瀘石硯是其中之一。此書在瀘石硯的條目下，引用山谷銘：“瀘川石硯，黯黑受墨，視萬崖中，正砦白眉。”考黃山谷（1045-1105年）銘，原載于《豫章黃先生文集》第13卷，即《任從簡鏡研銘》一文，說明瀘石硯石材產于瀘路川，石材甚大，任君原作鏡、硯、屏三用合一，而黃專作硯。據《宋?地理志》載瀘州、瀘川郡，受瀘川軍節度同治，因而瀘石硯產于瀘川，也即是瀘州。但高、黃文只說瀘石硯產于瀘川，而沒說明產于瀘川何地。宋時瀘川所轄地域較廣，除轄3個縣外，還轄18個羈摩洲（羈摩洲是唐、宋王朝為治理和籠絡邊疆少數民族而設置的地方行政機構，行政長官由各族首領擔任，并世襲），姚洲則是其中之一。考姚洲，（自唐初武德四年（621年）設置，當在若水（今雅礱江）與金沙江匯合處下游南岸，滇池以北一帶，古稱“不毛之地”，五代迄宋為戎洲所轄。宋初，又將姚洲改為瀘洲所轄。至元朝中葉，世祖親征云南，加速云南開發，改變了秦漢以來云南東北一帶歸屬四川管轄的建制格局，從而使姚洲脫離與瀘州的隸屬關系，歸屬云南所轄。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姚安府，轄姚洲、大姚兩縣。據《清史稿?地理志》載，大姚縣折出東北部靠金沙江南岸地區置苴卻巡檢司，現今大龍潭彝族鄉屬其所轄，1929年苴卻巡檢司改制為永仁縣，1965年成立渡口市（今為攀枝花市），將云南永仁縣靠金沙江一帶（包括大龍潭彝族鄉）劃歸渡口市，又再屬四川所轄。

　　考瀘州所轄各地除大龍潭彝族鄉外，均無硯石資源與制硯產地等資料可查。況《山谷全集》中載有黃詩《答五道濟寺函觀許道寧山水圖》有“蠻溪大硯磨松煙”之句。蠻，系我國古代對南方少數民族的泛稱。姚洲，不但地屬南方，且又是彝族聚居地，無疑點明瀘石硯產地屬姚洲。由此推論，大龍潭彝族鄉是當時瀘州境內惟一有硯石資源的產地。可是苴卻硯宋時又何不稱為姚硯而稱為瀘石硯呢？究其原因，姚洲當時受瀘州所轄，加之硯石產地大龍潭也屬瀘水流域，稱瀘石硯，也算內涵二者兼顧之意。那么瀘石硯后來又為什么改名為苴卻硯呢？由于自元朝中葉姚洲與瀘州脫離隸屬關系，致使姚洲所產石硯逐漸不再把它與瀘州聯系，瀘石硯的名稱也就慢慢被人淡化遺忘，而可能因苴卻巡檢宋光樞1909年選屬地所產硯3方，正名為苴卻硯，送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參展，所以瀘石硯就順理成章地易名為“苴卻硯”了。瀘石硯制作的鼎盛時期，當在北宋宣和以前。元代著名學者虞集（1272-1348年）所著《道園學古錄》中級有《謝書巢贈瀘石硯》詩：“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沉沙俄出認前朝。毫翻夜雨天垂藻，墨泛春冰地應潮。恐召相如今草檄，為懷諸葛渡軍遙”。虞詩對這方硯的文物價值、藝術價值及材質的天然美都給予高度評價，而且把它與四川名人、史事相聯系，既為相如當年草檄未能享用此硯而感嘆，又為諸葛亮率軍渡瀘推動“不毛之地”的經濟文化（包括制硯業）的進步發展之功而感懷（諸葛亮渡瀘地點，據資料，應在南絲綢之路的拉鲊古渡。拉鲊屬大龍潭彝族鄉所轄，硯石資源和石硯產地距古道不上千米）。說明虞對這方瀘石硯極為珍重，可見在宋、元之世，瀘石硯在硯林中享有的地位。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苴卻硯孕育于瀘水，凝聚了瀘水的歷史文化和風彩。苴卻硯就是歷史上突然下落不明的瀘石硯，現今大龍潭彝族鄉即是瀘石硯（今為苴卻硯）的發祥地。

　　二、苴卻硯的歷史沿革

　　瀘石硯的發祥地—大龍潭彝族鄉，地處古代稱為彝蠻聚居的“不毛之地”。在唐代以前，經濟文化處于閉關落后狀態，所需文化用品大多要靠外地輸入。至唐中宋景龍之年（(707年），唐擊敗吐蕃勢力后，設置了云南安撫司，加強對云南的經營，促進了中原經濟文化向云南的輸入。同時南詔國在政治上效仿唐制，崇尚儒學，曾先后派數千人前往四川成都“習孔子之詩書”及漢人先進的各行技藝，從而推動了云南經濟文化之發展，對筆、墨、紙、硯的需求也必然相應增多。作為毗鄰姚洲，也理應受其影響，于是就認識了解硯及其硯石材質，發現了優質的苴卻硯石，繼而采石制硯。但由于地處偏僻，交通極為不便，沒有形成批量生產的外部條件，因而只能是處于自制自用階段，很少外流中原，故少記載。

　　清朝時期，由于兩湖、三江及四川移民大量遷人云南，加之治理上實行“改土歸流”策略，從而使漢人官吏增加。隨著漢族人口的增加，經濟文化也伴隨輸入，加快了云南各行業的發展，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也隨之活躍，古南絲綢之路過往馬幫絡繹不絕，為苴卻硯的銷售創造了有利條件，促使苴卻硯制作由封閉型向商品流通型發展，從而形成專業作坊的生產規模。

　　據永仁縣志記載，早在咸豐年間，大龍潭彝鄉就有從事制硯者，到同治、光緒、宣統漸盛，昆明已有專營苴卻硯商號，每年歲尾，有大理、麗江、西昌、會理等地商販前來大龍潭彝族鄉收購石硯運到各地赴會銷售（民族節日兼物資交流），而當地也有不懼路途艱、險、匪盜橫行，往返一次近千公里奔波于大龍潭至昆明間的販運者。可見，大龍潭彝族鄉民間制硯產銷業已初成規模。

　　從多次走訪目前尚健在的雕硯遺老高聯新等老藝人得知，從他們記事起大龍潭彝族鄉的坡頭、新村、凹糯3個自然村，就有專事制硯者，其中以錢秉初、張文懷、姚魁齋技藝較高，每任縣長都請他們刻1方大硯置放于公堂（姚氏后圖地利人和之便運石到苴卻街辦廠）)3位各帶徒授藝，三五人，十幾人不等，高聯新老人即從師其舅張文懷學藝。經詢問得知，錢、張、姚的祖籍都是江西人，入滇已歷15代（約順治年間人滇）。而江西產硯歷史悠久，故有他們祖上就懷有制硯之技入滇之可能。高聯新老人說，在他的師祖輩有位寸秉信先生（1854-1913年），因家貧，12歲學制硯，經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技藝深得同行稱贊，頗負盛譽。苴卻巡檢宋光樞取苴卻硯3方送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參展一舉人選，作品極有可能出自寸手。民國二年（1913年），云南省政府擬運苴卻石到昆明辦硯廠，命寸先生前往昆傳授制硯技藝，但寸未及起程即病故，實為憾事。爾后，其長子寸懷龍繼承父業，但因技藝平平而無起色。

　　從在附近所收集的古苴卻硯分析歸納，有以下特點：款式多為正方、長方或圓形規則硯，大多由底和蓋兩個部分組成。底具實用功能，蓋稍加雕飾在增加實用效果的同時也體現其觀賞價值。造型以實用為主，雕飾古樸厚重，具有漢晉遺風，顯見受其影響。題材大多以龍鳳、花鳥或裝飾圖案為主，大多具有象征寓意或田園氣息；構圖簡潔明快，注重對比，傾向寫真，著意巧形俏色；工藝上大多采用淺浮雕，技藝一般。但從當時硯制作的外部環境，制作者的綜合素質狀況及其制作工具來看，能取得如此成就也實非易事，足以嘆為奇跡。

　　既然苴卻硯石質地優良、制硯歷史悠久，又為何名不見經傳？究其原因主要有3點：其一，由于苴卻硯產地大龍潭彝族鄉為僻遠荒蠻之地，自然環境閉關，交通阻絕，流通滯礙。苴卻硯雖得天時，卻失地利之便，故只落得縱天生麗質但無緣識君的埋沒遭遇。其二，因經濟文化落后，地廣人稀，讀書用硯者就更少，故制作僅限自用，雖偶有流傳，卻也只屬私交饋贈，故終難形成商品生產規模。其三，沒有明、清時期皇上欽定御用，名人珍藏，士儒皆用的社會環境氛圍，失去書畫名家躬親制硯、豐富和發展硯雕題材內容和表現形式、完美體現硯藝觀賞價值和文化價值，把制硯的技藝及硯的綜合價值推向頂峰的黃金時期，導致大龍潭苴卻硯工藝長期滯留在唐宋時期水平。

　　三、國運昌，藝術興。

　　20世紀80年代，苴卻硯在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有識之士的關注支持下，獲得新生，重放異彩，受到國內外行家的好評，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黨、政、軍領導，國內外知名人士，書畫界名宿毫老，鑒賞收藏界專家學者紛紛為苴卻硯寫詩題辭，譽為“文化精粹”、“硯中奇品”，“國之瑰寶”。這是對苴卻硯價值的權威定論。國內外40多家新聞單位對苴卻硯作了詳盡的報道。開拓者心智的凝潔，為苴卻硯的發展史揭開了新的一頁。近年來，除硯藝更加精益求精外，又成功地開發出骨灰盒、墓碑、盆景、家具、屏風、壁掛、茶具、酒具、飾佩、象棋、麻將、高級建筑貼面等系列產品，獲《全國“七．五”星火科技成果博覽會》金獎、《亞太國際經貿博覽會》金獎、《中國名硯博覽會》金獎，從而標志著大龍潭苴卻硯已躋身于中國名硯前列。

　　在中國的名硯“家族”中，過去人們只知道歙硯、端硯、洮河硯、澄泥硯，對苴卻硯了解不多。其實，苴卻硯不但歷史悠久，也曾經有過輝煌。

　　苴卻硯源遠流長。早在一百多年前，苴卻硯就成為繼端硯之后的又一顆明珠。清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云南省大姚縣據卻巡檢宋光樞取三方苴卻硯赴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參展，受到好評，被選為文房佳品。解放前，在當地從事硯雕的已有近三十戶人家。由于地域偏僻，交通閉塞，所雕石硯銷售困難，抑制了工藝的發展。1952年土地改革中，農民分得土地后，便放棄了雕刻石硯而專事農業。苴卻硯遂湮沒無聞。

　　20世紀80年代，經過一批志力于苴卻硯開發的藝術家的努力，沉寂百年的蜀中奇珍重現于世。

　　1988年8月，攀枝花市工藝美術協會在成都舉辦苴卻硯作品觀摩會。李少言、岑學恭、張士瑩、劉云泉、劉奇晉等數十名書畫界、學術界名家出席了展覽會。四川大學博物館成思元教授、歷史系劉弱水教授以及四川省博物館省文物志主編李復華等專家鑒定苴卻硯后，擊掌驚嘆，認為苴卻硯實堪與我國名硯之首的端硯中之上品媲美。成思元教授即席揮毫賦詩：“龍虎風云繞硯床，神工鬼斧著華章，由來巴蜀文淵藪，苴卻新葩匹歙端。”

　　1989年12月89 ,苴卻硯展覽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房四寶協會名譽會長方毅為苴卻硯展覽剪彩。108方苴卻硯精品，石眼碧翠高潔，石質光潤，手感清涼潤澤，被書畫家視為上品。硯上豐富的石品花紋，視之有環、有暈、有彩，石眼大者7公分以上，尺余硯上，多者達100余個，實屬世上罕見。著名書法家啟功、黃胄、溥杰等給予極高評價，贊頌備至。方毅、啟功、董壽平、黃胄、千家駒、溥杰、王遐舉、劉炳森、鄭珉中等人為苴卻硯寫詩題字，稱苴卻硯為“硯中珍品”、“硯中瑰寶”、“硯中奇品”。

　　在攀枝花硯界，有一批技藝精湛的藝術家潛心苴卻硯和苴卻石雕藝術品的開發和研制，使苴卻硯在全國的展賽中屢獲殊榮，聲名遠播。

　　1991年11月，在北京“七五”星火 博覽會上，攀枝花苴卻硯《天女散花》、《犀牛望月》硯獲得金獎。展出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喬石、李瑞環及國家科委的領導同志仔細地觀看了苴卻硯。

　　1994年10月，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中國名硯博覽會”上，攀枝花苴卻硯《牧歸）和《歲寒三友）獲得金獎。嶄露頭角的苴卻硯受到中國文房四寶協會與故宮博物院專家的極高評價。他們說，在既參展、又參評的數十種硯種中，苴卻硯的雕刻工藝與制作質量明顯優于一些名硯，是參展、參評中當之無愧的一流硯種，完全可以和享譽一千多年的端、歙名硯一樣，在中國幾大名硯中占據一席之地。

　　1995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出訪日韓兩國，九方攀枝花苴卻硯作為國禮，分別被日本天皇、日本首相、日本參、眾兩院議長及韓國總統、總理、議長收藏，并受到高度評價。這年9月，苴卻硯被故宮博物院選送到日本名古屋參加“中國古代珍品展”，備受稱贊。隨后，苴卻硯便進入了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國及中國、臺灣、香港等地區的文化用品市場，引起國內外收藏界的極大關注。

　　1996年11月20日，攀枝花在香港中國文物展覽館舉辦苴卻硯精品展覽，300方硯中珍品首次在香港亮相。苴卻硯以其奇特的魅力，征服了前來參觀的香港各界名流。世界十大收藏家之一的徐展堂參觀展覽后，當即認購了數方苴卻硯。

　　1997年10月，在第五屆中國藝節四川省首屆民族民間工藝博覽會上，攀枝花苴卻硯《百眼百猴硯王》獲得金獎。

　　2002年4月，在中國文房四寶協會第十一屆全國文房 四寶博覽會暨首屆全國名師精品大展上，《濟公新傳》硯獲得金獎，《飛天》硯、《碩果》硯獲得銀獎。

　　2004年4月，在中國第十五屆藝術博覽會上，苴卻硯 《卓瑪》獲得金獎。

　　2005年10月，在杭州西湖博覽會第六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作品暨工藝美術精品博覽會上，苴卻硯《江山多嬌》獲得金獎。

　　2006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十八屆全國文房四寶藝術博覽會上，攀枝花市送展的苴卻硯獲得殊榮，被認定為“國之寶”——中國十大名硯。中國文房四寶協會正式為羅氏兄弟石藝研究所授牌授證。在同時召開的第四屆中國文房四寶名師名硯精品大賽中，羅氏三兄弟創作的苴卻硯《女媧補天》獲得金獎。

　　攀枝花硯壇名師薈萃，使苴卻硯的開發和研制達到了很高的水準。1996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在苴卻硯開發與創作中成績卓著的羅春明“一級民間工藝美術家”稱號，授予羅潤先、任樹斌、俞飛鵬、程學勇、張正廉、姚貴昌“民間工藝美術家”稱號。在此前后，羅偉先、張竣山等12位四川省工藝美術大師。以及數十位省級工藝美術師在攀枝花從事苴卻硯的開發和制作。如今，攀枝花已有30多家100多名藝術家和雕刻師在從事苴卻硯和苴卻石藝術品的加工和創作。苴卻石制品中已開發出壁掛、擺件、掛件、茶盤、鎮紙、印章、筆架、筆筒、筆洗等產品，深受人們喜愛。